一

父亲万没想到，自己五十出了头、快奔六十岁的人了还能入一次党。

并且还能和政府那些书记、乡长们坐在一起开会。

父亲是个很肮脏的农民，除了年轻时有一膀子力气，再没有任何特色可言，要说特色，父亲的特色就是“丑陋与懒惰”。

父亲懒惰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在生产队时父亲除了上山挣工分，其余时间父亲从不喂养孩子、操持家务，要么是捣鼓他的鸟枪，要么就是上山打鸟，后来父亲还迷恋打牌，父亲的生命多半都是在牌桌上度过的。我的母亲曾经打了一个很阴损的比喻，说如果在父亲的面前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一件是自己的家里着了火，另一件是父亲的面前有三个人在等父亲打牌，母亲说，父亲一定会去打牌，而不去救火。母亲说得很严肃，也很悲哀。容不得我和我的姊妹怀疑那是一句讽刺人的笑话。母亲说完这话轻轻舔了舔她的舌头，眉间有粒晶莹的液体悄然而下。

    父亲还是个极不讲卫生的人，除了不讲卫生，父亲甚至讨厌干净，所以如果有人来葫芦湾村，在村口那条细长得象蚯蚓般的小路上看见一个蓬头垢面、黑牙黑脸、极其肮脏、丑陋的农村老人——他就是我的父亲。通常外人第一次看见我的父亲心都会“嘎噔”地跳一下，因为他们都被我父亲的丑陋吓住了，这时候他们需要在原地站一会儿，目光在我父亲的脸上多溜达一阵，慢慢才会适应我父亲的丑陋。

    关于父亲的肮脏，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了解得比较透彻，因为我和我的父亲生活了几十年。我的目光能穿过父亲的躯壳，就连父亲的灵魂我也透视得一览无余。如果分类来说，父亲第一个毛病是不爱洗澡、换衣服；第二个毛病是不刷牙；第三个毛病是不肯理发；第四就是干任何事情都马虎了事。

    父亲不洗澡，经常一身酸臭，因此也不常换衣服。在我很幼小的时候我就听惯了关于父亲不肯洗澡而与我的母亲争词夺理的吵闹，父亲为了不洗澡，常以“今天是下雨天”、“今天没出汗”等等借口为由，就是五花六月里，父亲从农田里回来，依然能裹着一身酸臭上床。在父亲的反面教育下，我从小就养成爱干净的习惯。凡是父亲不愿干的我几乎样样都干得出色，唯恐其中的一样接近父亲。就因父亲常不洗澡一事，家中没少人和父亲闹矛盾，可是说得重一点，狗改不了吃屎，我们无法改变父亲。父亲几十年从不刷牙，父亲牙齿上的污垢常让我想起长满蛆虫的茅坑，一想我就不能吃饭，甚至会马上做呕吐状。有很多时候，我总是想：我为什么会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和我的兄妹们都劝过父亲，叫父亲改变他的恶习，换来的总是一顿谩骂和父亲死力搧过来的耳光。后来我们就不劝了，只好默默忍受着。

    父亲的头发常让我想起村东头那个赤身裸体的癫子，癫子从发了癫那天起就没理过发，也没洗过发，那发再不叫发了，就象秋冬山坡上的丝茅草，当然远比那丝茅草肮脏得多。

    父亲除了肮脏，还讨厌富贵，家人无论谁提起致富的话题，父亲就极其反感和烦躁。

    所以，您在葫芦湾村见到我的父亲之后，您一定不知我的父亲上哪儿去？或者从哪儿来？我告诉您吧：他是上村子里打牌去，如果您看到的是我父亲的背影，那他就是刚打完牌正回家呢。这已是父亲生活的规律，几十年如一日，父亲一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我父亲的一生简单明了，我曾经对我的父亲做过一些研究与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叫“半傻”。跟一个真正的傻子相比，父亲是个正常的人，因为父亲有家有室，能说话干活；但如果跟村子里很正常的人相比，我就觉得父亲又少了什么，到底少了什么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很茫然。

    最后我只能暂定：父亲少的是几根筋，几根疼人、疼家、仔细过日子的筋。这几根筋让我将我的父亲定格在“半傻”这个位置上。

    后来有不知情的人狡辩说我的父亲思想好，入党的标准不在于一个人讲不讲卫生、料不料理家务，不在乎顾不顾家儿老小，也不在乎成天沉迷于打牌赌博上。

    关于父亲的思想，我只能对那些不知情的人说：您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父亲的思想不会是污泥里潜藏着的一块黄金，他的思想如果往最坏的地方想：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在乡下秘密组织积极分子搞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因为我的父亲太没那个能力了；往最好的地方想：如果想让我的父亲一颗红心跟党走，那么我只能给您们出个招：您想让他去哪？您就安排三个人在哪等他，并且对他说：“正三缺一呢，快来吧。”我的父亲就会不要命地赶过来。

    当然让我的父亲入党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书记开会时说话没什么水平，会议组织得再怎么遭糕，我的父亲都不会有意见，因为您们的水平再差也没有我的父亲差，甚至您还可以不把我的父亲当人看，把他想象成一张桌子或是墙壁都行，因为这一点我也曾迷惑过，一直在脑海里判断：父亲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二

    父亲入党这一年碰巧村子里没人愿意干村长，有好事的人就举荐我的父亲当，村支书马文刚灵机一动，果真提了我的父亲。

    这一年我也刚从部队退伍，我是在部队入的党，还没转正。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上乡政府送我的组织介绍信。

    在这里我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在部队当过五年兵，由于我的家庭原因，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就一直渴望离家出走，十一岁那年我在山上砍柴，就曾经离家出走过一回，那是个青黑灰淡、没什么气色的秋天，世界暗淡无光，山梁与树木都颓废光哑，一片死气沉沉，我和我同村的伙伴狗爪子、山蛋、张小猫在山上砍柴，我们基本上都光着屁腚、面黄肌瘦，在无可奈何中度日，那天我们四个人默默无闻地砍着柴，突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火车的鸣笛声打破了我们的沉寂，张小猫一听火车鸣叫声，立即挥舞着他手中的柴刀“嗷嗷”地往山顶上跑，一边跑一边对着我和山蛋、狗爪子喊：“我们砍鸡巴柴，坐火车离家出走吧。”我一听张小猫的话，象立即有人在我的脚底下按了只弹簧般一蹦老高，扔了手中的柴刀就去响应张小猫的号召。

    我和张小猫爬过好几道山梁子，回头一看，山蛋和狗爪子两人没来，张小猫就对山蛋和狗爪子说：“你们不去也行，回家时记住带上我们的柴刀，并告诉我们的家人，就说我们不回来了，叫他们别掂记着。”

    隔了好几道山梁，我和张小猫只能看见山蛋和狗爪子两人模糊的身影。交待完，张小猫和我就挺身往山坡下走，那时候我们砍柴从不穿鞋，不是喜好不穿鞋，而是压根就没鞋穿。我们赤着两双光脚丫子，灵猿般飞快地在山路上跳跃。

    我们涉过山坡下的小溪，来到乡公社的黄土公路上，一路小跑往镇里的火车站走。

    张小猫大我两岁，在家是老四，山蛋和狗爪子砍了一大担柴回到家，张小猫的父亲张顺生正在耙他家牛栏里的牛屎，山蛋扔了他肩上的柴火，手里提着张小猫的柴刀就往张小猫家里走，走到张顺生的跟前对张顺生说：“顺生叔，你家小猫离家出走了，看火车去了，这是他的刀。”张顺生一听山蛋的话，停下手里的活，虎着脸问：“那他的柴呢？狗日的东西，不回来了？”山蛋一听顺生的话立即生气了，用力将手里的柴刀扔在张顺生家门前的场地上，说：“还柴呢，人都没了，他和村里的疙瘩坐火车去了。”山蛋说完转头就走。

    这时候张小猫的母亲顾秀青围着一根青布围裙站在张顺生的跟前望着张顺生，张顺生手中握着铁耙，望着山蛋回家的背影，愣了半晌，对媳妇顾秀青说：“跑就跑吧，少个人还少只碗吃饭。”顾秀青一听丈夫的话，骂了句砍脑壳的，就转身进灶房做饭去了。

    就这时候，我的母亲陈大妹屁癫屁癫地跑到张顺生家的场地上，气喘吁吁，脸色铁青，还光了两只大脚板，母亲先弯起腰喘了一阵，等气稍微平静了些就急切地对张顺生说：“小猫和我家疙瘩跑啦，我听狗爪子说去镇上坐火车去了，这咋得了这？”母亲边说双手一边比划，完全一副猴急的样子。张顺生听了母亲的话，仿佛侧起头想了一下，对我的母亲说：“屁大一个孩子，还真跑？能跑到哪去？”这时候顾秀青又从灶房里走出来，双手在围裙上揩了揩，望了一会我的母亲又看看她的丈夫张顺生，张顺生说：“跑就跑呗，在外面饿急了看他还不回来？”母亲一听张顺生的话，气得哎呀一声叫，扭头就走了，一个人直奔村口那条马脖子的山道，一路沿着乡公路朝我和张小猫追了过来。

    我和张小猫刚开始脚步走得飞快，渐渐的我们就慢了下来，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临，黄土公路两旁的人家都点起了煤油灯，有的小孩手里捧了只土饭碗蹲在公路边吃饭。我和张小猫只觉得肚子咕噜噜地轰响，在夜色青黑的天幕下，山头象隆起的屏障，一个接一个地挡在我和张小猫的跟前，夜色越重，黄土公路越坎坷难行，我和张小猫一前一后，脚步踉跄，起始我和张小猫还说着话，张小猫说：“疙瘩，再难我们都不后悔行吗？”我说：“行，我绝不后悔。”隔一会儿，张小猫又说：“苦一点算啥？只要上了火车咱俩就不苦了。”我就说：“咱村子里也就我俩敢坐火车去，山蛋和狗爪子屁胆都没有。”张小猫就朗朗地笑起来。

    再过了一阵，我们的肚子响得更猛了，两只脚踩在疙疙瘩瘩的黄土沙粒上一阵阵发麻，张小猫没作声，我也没作声，黄土公路象走不完的魔带，我和张小猫却象两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蚂蚱，永远都钻不出天地这块魔鬼般的丝瓜瓤。

    就在我和张小猫犹豫而迷茫的时候，我的母亲陈大妹从我们的身后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母亲穿着一件碎花破旧的汗衫，散乱着一头黄发，满脸汗湿，气喘如牛，母亲奔到我和张小猫的跟前，伸手就抓住我和张小猫，母亲顿足捶胸地喘息大半天，然后呜哇一声就哭了起来。母亲一边哭一边放下我和张小猫的手去揩她的双眼，哭了一阵，母亲就又捉住我的手，盯住双眼望着我，对我说：“疙瘩，你要去哪里？”我望着满脸泪水的母亲，对母亲说：“我要去坐火车。”母亲说：“傻孩子，你一上火车就永远回不来了，娘就再也没有你了？”我嘟起我的小嘴，堵气地说：“我就是想不回来了。”母亲一把拉住我抱在她的怀里，又一阵呜呜地哭起来，母亲说：“你不回来了，娘也不想活了，没有你娘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就这样，我和母亲抱在一起呜呜地哭了大半天，最后，母亲抓住我的双手望着我，对我说：“咱回去吧，弟妹们都还在家等着呢。”

    我抬头望了望张小猫，张小猫不知什么时候也满脸泪水，他迎着我的目光，对我点了一下头。

    我们就转身往回家的路上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葫芦湾村。

    到了十八岁，我看到村头的青石板上到处贴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红标语，我知道村里又开始征兵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民兵连长李大伟家报名。我回来时，碰巧遇到村里的大毛在村头放牛，大毛对我说：“疙瘩，是不是上乡里去体捡呀？”我说：“体啥捡？我去镇上赶集呢。”大毛朝着我诡秘地笑了一阵。晚上我回到家就被我的母亲知道了，母亲哭着对我说：“疙瘩，你不能走，咱这家不能没有你呀。”

    我盯了一眼我那黑脸的父亲，生气地说我就是要离开这家。这一晚母亲就一个人在房间里哭，直哭到天快亮时才入睡。

    我离家时母亲陈大妹依然赤着大脚板在我的身后追，那是个荒了山的大秋，母亲披一头黄发，张牙舞爪，就象村子里常光着身子奔跑的女疯子，母亲喊着我的小名，喊瘦了一秋一冬的家乡，也没喊回我的脚步，我胸戴大红花，毅然地踏上镇里的火车，得意地离开家走了。

    我坐了几晚的火车，展转了好几个城市，最后被放在一座叫雪的大山里放羊，那山是没边儿的紧山，山顶上终年藏着积雪，沿山脚往上看，天连着山，也连着那雪，站到山顶上，只一脚就能踏到天上去。

    连里只有三十个兵，一个连长，兵们都戴狗皮帽，连长一个人戴风帽。

    我先在连里种地，每天挑污水浇园里的菜，后来连长见我的字写得好，就让我当文书，我搬了铺盖喜癫癫地住到了连部的单人间里。

    我第一次发现连长外出是在一个午后，山下有个涂了口红的女人向连长招手，连长忙不迭地往山下跑。第二次是个周末夜晚，连长出了连部，在山下老百姓家玩麻将，直玩到天快亮时才回营。

    第二天团里司令部王参谋来电话问连里谁值班，我说是连长值班，王参谋就说叫连长接电话，我说连长还在睡觉呢。王参谋一听立即暴跳如雷。这时候，连长提着大头裤冲到我跟前，一把夺了我手中的电话，笑咪咪地对王参谋说：“早起床了，这时候还睡啥觉？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吧。”

    就这天下午，连长撤销了我的文书职务，我被调到山上放羊去了，这一放就放到了退伍。

    我本来当完三年兵连队就要求我退伍，可是我不肯退，连长呲着牙对我说：“你难道赖在这里不走吗？”我对连长说：“我愿意放一辈子的羊也不愿回家。”连长啐了我一口，骂我是个不知羞耻的家伙。第四年要退伍时我又赖着不走，连长就猛拽我的袖子，把我往山下拖。我横着脚对连长说：“你再拖我就上团里告你去，你打牌赌博、玩女人，还贪污连队喂的羊，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记在本子里呢。”连长盯起眼，吃惊地望着我，又让我当了一年。

    第五年老兵要退伍时，连长对我说：“疙瘩，你退伍吧，你退伍我就让你入党，入了党你到了地方就能找个好工作。”

    我信了连长，打了背包、兜里揣了组织介绍信就下了山，离开了那叫雪的大山，回到了我的葫芦湾。

   

三

    葫芦湾村啥都没变，那死鬼般的山岗还是那样伸脚赖腿地躺着，多少年了？死鬼的家乡没有改变躺卧的姿势。我顺着村口那条村里赖二口角流出的口水般的小溪往村子里走，村头的癫子赖二还是光着身子一个人站在拐弯的山角边傻笑。代表我阔别了五个春秋的家乡的赖二让我想起他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也就是赖二。我回到家，我的父亲也没变，只是比以前更黑更脏了，和赖二几乎成了一个模样。父亲还是那么木讷与冷漠。我的烂了嘴角、满脸长着泡疮的母亲一头撞在我的怀抱里。母亲的痛苦早由无形的气体变成坚硬的固体了，所有的表情都是那样的僵硬和机械。母亲用颤魏魏的哭声对我说：“我的傻儿，支书家四个儿子没一个去当兵，你咋就死了心地要去呀？这五年里你图了个啥？人家早个个都当孩子他爹了。”我盯起眼痴痴地望着我的母亲。

    我没把父亲当村长当回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皱起我的眉头，不屑地盯一眼我的父亲。我除了送我的组织介绍信，我关心的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一生仿佛都与这个家没有丝毫感情，就象我的父亲对我没感情一样，可是当我送完组织介绍信没出两个月，听说我的父亲入党的消息时，我同时听到了我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村里的支书马文刚担心我回家夺了他支书的位置才在乡政府唆使乡领导开除我的党籍的。马文刚为了弥补对我的损失，又将我的父亲入了党。

    那个秋冬灰暗的夜晚，我一个人站在村口老松树边望着山外，我想着生命会是从哪一个遥远的地方诞生的？在天空那灰暗深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我的家乡？我觉得我的童年象一只一直在地上爬行的蟑螂，多么可怜而又无奈的生命，从有了知觉的那天起，我就看不起我生存的土地和我那愚顽而痴傻的父亲，小时候受过多少人的欺凌与穷苦的逼迫？我有万千的感知，却得不到上天丝毫的回应。我的五年从军，说起来也不过是一次违拗的出走，歹毒的连长的那张诡秘的笑脸，时时会在我的梦中出现，为了能留在部队，我掏心掏肺地种菜、放羊，第二年听说我的家乡发洪水，我将我用每月十元津贴费积存起来的一百五十元钱毫不犹豫地寄给我的家乡。在很多的时候，我连自己都搞不懂我对家乡的情感，我是多么深刻地憎恨着我的家乡，可是我却又做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行动，有一次连里给每人发了一件棉大衣，我在山上放羊时见到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赤着脚、光着膀子在山坡上砍柴，我立马想起我的父老乡亲，心一软，就毫不犹豫地脱下我身上的棉大衣穿在老人的身上……

    如今我连那个象征着我的远行与志向的预备党员也被无情开除了。我何曾想过要当什么支书或者村长呢？

    父亲除了打牌，很多时候都在支书马文刚的屁股后边跑，有一次父亲在村里说错了话，得罪了村里的三愣，三愣约了村里的惯偷李光鼠就在一个我们毫无防备的晚上偷走了我家耕地的老黄牛。

    三愣是村里的光棍汉，早年就有算命的先生说三愣活不到三十六岁，三愣也早预备了棺材与寿衣，可是三十六岁都过了几年了，三愣却没死。李光鼠也是村里的光棍加穷光蛋，从落下地的那天起，李光鼠就是个小偷，可是越偷越穷，有一次深更半夜偷东西从别人家的楼顶上摔下来摔断了一只胳膊，村里人就叫他独臂大侠。

    三愣和独臂大侠牵着我家的黄牛一路往镇上走，二人早合计好在天没亮之前赶到镇里的集市上，等开了集，将牛卖给陌生人，二人分了钱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当三愣和独臂大侠刚出了村口，上了镇上那座水泥大桥时，碰巧遇到镇里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民警一见两个可疑人深更半夜牵了头牛在路上走，就上前盘问，三愣和独臂大侠却以为我的父亲向派出所报了案，民警早在路上恭候他俩，早吓得屁滚尿流，扔了手里的牛绳，没命地跑，被民警一个飞扑逮了个正着。

    我的母亲发觉丢了牛，气得三魂丢了两魂，手里拿了把切菜刀和一块切菜板坐在村口黄土坡上披头散发地骂街，母亲不是骂谁偷了我家的牛，而是骂谁唆使我的父亲当村长。母亲哭一声骂一句“砍脑壳的”，然后又用刀在切菜板上砍一刀，母亲拖长她那颤魏魏的声音哭道：“哪个要死的歹毒人唆使我的男人当什么村长呀？这村长要当你为什么不自己当？你有本事就自己当当看？坏了心肠的歹毒人呀，专搞暗中调唆人的事，你得了儿子没屁眼，你晚上走路遭蛇咬，你水里洗澡鬼摸脚，你吃口饭噎死你呀！你这不做好事的龟儿子……”

    我的父亲象根被火烧过的木头，傻愣愣地呆在我家屋檐子下，听完母亲的谩骂，赌气跑到支书马文刚家，对正戴着眼镜看报纸的马文刚说：“这村长我不干了，你找别人干吧。”父亲扔了一支钢笔在马文刚家的桌子上，转身就回家了。

    父亲一生就当过这一回村长，虽然父亲不干村长了，可是父亲依然还是共产党员，政府每年开党员会就少不了通知父亲去开会，有时也叫过党组织生活。

    马文刚通知父亲上乡政府开会时多半都是在先天下午，夕阳刚要落山，村子里放牛羊的娃子们正赶着牲口往各家的圈子里吆，马文刚就从政府里回家，手里提着人造革黑皮包，从村口小溪边走过来，站在我家的门前喊父亲的名字，马文刚说：“狗儿，明儿乡政府开党员会。”父亲从内屋探出头，对马文刚哦了一声，马文刚又高着声对父亲说：“这会很重要，这个，明儿早一点。”父亲望着马文刚，又哦了一声，马文刚就回家了。

    父亲从开始开会的那天起，村里人就在暗地里偷着笑，父亲能当共产党员村子里的人谁都说不出滋味，在村里人的眼里父亲是个特殊人物，但没有人想到父亲是个能跟党站在一起的人物，父亲入党本就是件奇怪的事情，就象村里人一直觉得党很特别、很特殊一样。父亲吃过早饭，走出家门，上乡政府去开会的时候，常会招来村里人饱含暧昧的问候，有的说：“狗儿，今儿又上政府开会？”父亲唔了一声，仰起头脚步走得更快了。有的说：“狗儿，政府是不是快提你当书记了？”父亲啐了那人一口，得意地说：“书记轮不到咱，但犯个啥罪就比你们强。”有人说：“强啥哩？”父亲说：“党员党员能挡三年牢你不知道？”那人嗤地一声笑起来，说你这党员的觉悟比狗还不如呢。父亲却再没理那人，脚步突突地走远了。

    凡是乡政府通知开会父亲是从不缺会的，一大早就催促我的母亲快点弄饭。从我父亲开始开党员会的那天起，我和我的家人就开始厌恶和仇恨我的父亲，我曾经在心底里自信而高傲地预测过父亲的党员能当多久？连我这样的党员都免不了被开除，父亲被开除党籍我断定会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日怪的是我的推断完全错误，父亲不仅没被开除党籍，每年开会父亲还捧回一个又一个写着“优秀共产党员”的白铁皮水桶。随着父亲年龄不断的老化，父亲与家人的沟通也越来越多了些，父亲每一次从政府提回白铁皮水桶，总带着满脸的兴奋，就象刚下了蛋的母鸡般满脸红润，说话也滔滔不绝起来，父亲手里拎着白铁皮水桶还没进屋就拿眼四处搜寻家人，看到我们都见了他手中的铁皮水桶后，才将桶放在我们的跟前，一屁股坐在屋檐下。等待我们蹲在屋檐下一边爬拉着碗里的饭，一边说他在政府开会的事，我和家人象听奇闻般听得入迷，听完父亲的故事，我和家人总免不了连叹几口气，再后面的话我们都懒得再听，各自起身走开了。

    说起来父亲也有一次当兵和升官的机会，那是父亲十八岁的时候，村子里分了五个人上县武装部体检，父亲说那是个严冬腊月，天寒地冻的，五个葫芦湾村的青年后生住在武装部大院里，做完身高、体重、视力、听觉的检查之后，就是量血压，父亲和另外四个后生每个人的血压都偏高，负责带队的民兵营长陈四叫每个人洗个冷水澡再量。父亲第一个不愿意，父亲说：“这大冬天的洗冷水澡，就是让我当皇帝我都不干。”其余三个后生也没洗，就只有村东头的李文其一个人洗了，李文其就当了兵，后来李文其在部队还提了干，十几年后转业在镇上当了副镇长。

    父亲是个从不回忆的人，不知道对人生做些总结和分析，就连入党、开会，父亲从没做过思考和衡量，在父亲的心里，入党就象他在玩牌时糊了一次牌一样，靠的是手气，而在开会时父亲也从不知道他是因他的痴傻而获得一次又一次优秀共产党员的奖项的，父亲虽然从没有心机，可是他还是向他的家人隐瞒了他连连获得白铁皮水桶的真正内幕。